妇女因责任田被收回上访20年未果_热点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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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因责任田被收回上访20年未果

发布时间：2010/6/30 阅读次数：138 字体大小: 【小】【中】【大】

　　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年轻人时常在做着同样的一个梦：一群人冲进他家，杀死了母亲，血流成河。为了报仇，他把杀进门来的仇家全杀了，最后坐牢，等待被枪毙……他说，梦里他想喊，却又喊不出来。
　　每一次，他不是惊醒，就是哭醒。醒来后，常常独自呆坐，身体颤栗不已，久久不能从恐惧中摆脱。每逢家中遇事，他总是整宿整宿地失眠，好不容易睡着，又在噩梦中惊醒。他爬起来给家里打电话，直到父母告诉他家里人都平安，不安的内心才能稍稍平静下来。
　　“直到现在，每次回家我都很害怕，总担心仇家从角落里突然冒出来，就像无数次梦到的那样。”他说。
　　这不简单是一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故事。很难想象，这个西部乡村少年是怎样独自走出“风雨如磐”的黑暗童年，最终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我真的不想让妈妈再上访了”
　　如果不是母亲赵梅福的一句话，二十七岁的郭大军可能会一直在一家拥有事业编制的省级事业单位工作。
　　“妈，你究竟要咋办，才能不上访？”郭大军问母亲。
　　“你考上研究生，我就缓了(甘肃方言，意为“放弃”――记者注)。”母亲回答他。于是，2009年9月，郭大军毅然申请辞职。领导希望挽留他，批了他的病假：“要是后悔了，你就回来。”
　　但郭大军还是义无反顾地辞去了工作，只身到北京复习考研。
　　今年4月，郭大军被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飞行器制造专业录取，他第一时间将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然而，这并没能阻止母亲赵梅福继续上访。
　　2010年5月，她又一次因为进京上访被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拘留。5月14日，赵梅福又因“2007年6月、2008年1月、2008年7月和2010年4月的四次‘在禁区内上访’”被劳动教养1年。正是这一次，让郭大军意识到不能再“坐以待毙”，他决定站出来寻求媒体和舆论的帮助。
　　从今年5月份开始，郭大军在自己的博客上撰写了题为《妈妈是个劳改犯》的一组文章。其中写道：“我无奈，更无助，我找不到一个说理和解救妈妈的部门。我真的不想让妈妈再上访了，因为没有用，人还受折磨。我只想这次救她出来后，带她离开兰州。人生不过百年，希望她在晚年能免除牢狱之灾，能忘掉仇恨。地没了，房子没有，不要紧，只要妈妈别受这个罪了。”
　　他的博文被新浪、天涯等网站连续转载，广受关注。在他就读的大学BBS上，校友们也纷纷关注并力挺他。
　　上访的母亲，坠入深渊的家
　　在皋兰县山字墩村，只有郭大军一家姓郭。父辈中只有父亲一个男丁，到郭大军这一辈，也只有他一个男孩。
　　七岁那年的一天，郭大军放学回家，看见院子里围了一群村民。瘦小的他拨开人群，看见妈妈赵梅福浑身是土，躺在场院的角落里，嘴里、头上满是血，身边的围墙和猪圈被拆得七零八落。做木匠的父亲在外村帮人干活，没了主意的郭大军蜷缩在母亲身后哭泣。
　　后来他从父母那里得知了原因，是因为“别人家卖1毛钱一斤的白菜，我家卖9分钱一斤，邻居要拆我家墙脚”。
　　噩梦从此开始，并缠绕着郭大军的人生二十年至今没有结束。
　　1999年，因为村里不分配水给郭家浇地，赵梅福挖坏了村里的水渠，不久被县公安局带走。随后，郭家的二十亩责任田被村里收回。
　　“为了讨说法，我妈就找乡政府。村领导联系派出所将我父母拘留。我妈无奈之下走上了上访路。”郭大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从此，持续的上访将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拖入了深渊。
　　郭大军中考时，他的父亲在县城被拘留。
　　郭大军高二时，村民马廷孝冲进郭家的院子，扔砖块砸伤了母亲赵梅福。
　　郭大军读大三时，村民马廷孝再次冲进郭家，“看见什么就砸什么，爸爸鼻骨骨折血流不止，七十岁的奶奶也被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 ……
　　二十年过去了，甘肃省的所有相关部门，赵梅福几乎都跑过。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部门的门口都曾留下她蹒跚的身影，以至于到后来连机关的保安都认识了这个农村妇女―满脸憔悴，身上背个褪了色的小书包，里面半露着厚厚的上访材料。
　　然而，一级一级的上访，似乎并没有给郭家带来转机。相反，矛盾在上访的过程中更加尖锐，不断激化。
　　郭大军的母亲赵梅福先后十几次进京上访，三次被截访回到兰州，无功而返。
　　自卑的童年，压抑的青春
　　“二十年来，我没有一天的轻松快乐。因为仇恨，我变得偏执。我常劝妈妈放下仇恨，可我自己又何曾放得下？”郭大军说。
　　郭大军不会忘记，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同龄的孩子可以常去别人家串门，可他只敢在大门口玩，时不时忍不住会伸头去瞅瞅。即便是关系不错的近邻，他也最多在门口转一转，从来没有进去过。
　　“因为仇恨，但更多的是害怕。”他说，“没有安全感，我连自己家什么时候会有人冲进来都不知道，我更不敢在别人家玩。”
　　郭家在村子里有几个亲戚，但郭大军觉得，在他上大学之前，这些亲戚们“根本瞧不起我家。”唯一让他觉得亲近的，只有邻村的舅舅。
　　尽管在村里生活了二十几年，但郭大军认识的村民并不多。即便相识的，见了面，他也从不打招呼。他有时觉得这样不够礼貌，却仍然开不了口。“从小就没和他说过话，长大了也说不出口。”
　　直到考上了重点大学，郭大军终于认为自己可以在村里走路抬起头了，在此之前，“我觉得这里的所有人都瞧不起我，都在笑话我。”
　　唯一让这个动荡的家庭感到欣慰的是：从小学到高中，儿子郭大军的成绩一直数一数二。
　　“我是家里唯一的希望，如果我考不上大学，我爸妈活不下去，我也活不下去，我们全家就完了。”郭大军说。
　　1999年，郭大军读初二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他“一辈子都放不下的事”。那天，郭大军在校门口看见一辆警车停在门口，他的母亲手腕被手铐铐肿，还不停地在向警察求饶。
　　时至今日，想起妈妈“被游行”的场景，郭大军仍然禁不住眼泪的肆意纵横。
　　这个在恐惧里长大的孩子，心里开始充满了仇恨：“我恨每一个瞧不起我的人，我恨整个社会。妈妈被游行的场景，时不时地会跳出来，让我心里火辣辣地疼，让我想一把火烧掉这个世界。”
　　终于，郭大军“低着头熬到初中毕业”。但，恰逢中考时，父亲“因为得罪了村支书”被拘留了。
　　他开始不想回家。对这个温暖的港湾充满恐惧。一次放假刚回到家，他就忍受不了了，跟母亲说了一声，又匆匆返回了学校。走在通往乡里车站的那条路上，他哭了一路：“我恨我的不孝，恨自己是个懦夫，只会逃避，却什么忙也帮不了。”
　　长年纠缠于官司之中，令郭家日渐衰败。郭大军的大学四年，有三年半是依靠助学贷款完成的学业。为了减轻经济压力，也为了躲避家庭，大学里的每个寒暑假，郭大军都要跑到离家几十公里远的兰州做卖面条的小买卖。
　　还在读高一的时候，郭大军就学会了喝酒。他一个人时常喝闷酒，一个星期喝醉三四次，东倒西歪的酒瓶摆满整张桌子。
　　酒精可以让他忘记仇恨。酗酒的恶习，郭大军一直保持到大学毕业。“除了喝酒，没有其他办法能让我解脱。”他说。
　　“我渴望能有一线阳光照进我的生命，妈妈的生命”
　　毕业后，郭大军到山西工作，户口也一并转去。在他的心中，这是里程碑式的成就――他终于逃离了家乡。
　　曾经在他工作还没着落之时，一家兰州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这样做的理由再简单不过：“因为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我的家人。我的使命就是带着全家离开家乡，让仇恨从他们心里慢慢消弭，过上新的日子。”
　　因为每月1750美元的出国补助，他曾经打算申请去非洲工作，因为护照没有及时办理而未能成行。
　　为了尽快还清贷款和改善家境，他主动向单位申请去西藏工作。在西藏，作为高山测绘工作者，郭大军时常需要在海拔4700米到6300米的地方工作。因为高原反应严重，体力透支，他甚至跌落山谷好几次。
　　毕业不到两年，郭大军靠自己的努力，不仅还清了助学贷款，还资助女友完成学业。大三时，他认识了同样贫寒农家出身的女友，两人一见如故。后来，郭大军辞职来到北京考研，女友用工资负担了房租。
　　如今，他们和别人合租一套老房子，蜗居在一间仅有8平方米的卧室里，小房间简陋而整洁。即便如此，他还是准备再搬一次家，离学校再远一些，房租再低些。
　　成功似乎正在向郭大军走来。就在前几天，郭大军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和女友订婚了，母亲还从老家赶来北京为他们庆祝。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阳光，只是常想，这阳光什么时候能照进我的生命，照进妈妈的生命。”郭大军说。
　　谁制造了郭大军的噩梦
　　在采访中，1983年出生的郭大军几次说：“我都三十多岁了，是家里的顶梁柱。”
　　我打断他说：“你才二十七岁。”他总是无奈地笑笑。
　　从七岁起，他就活在一场噩梦里，有过挣扎，也有过妥协，他无数次绝望，却又似乎从来没有放弃为改变命运而拼搏。他在噩梦里过早地苍老。
　　二十年里，或许有很多次机会，让他的噩梦结束――如果有一个政府部门可以站出来，有所作为的话。　但是这个如果，二十年都没有实现。
　　当母亲去县里告状的时候，年幼的郭大军以为从此不再会有人打上门来。
　　当母亲背着一整包告状信去省城时，郭大军心想，政府、法院、检察院、或者信访局，总会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当母亲终于决心去北京上访，郭大军想，中央的信访部门只要有人来调查，或者仅仅是出来说句话，十几年的冤屈肯定就能平反了。
　　一次又一次上访，一次又一次失望地无功而返。到后来，无功而返都成了奢望，他只求母亲能平安回家。
　　郭大军把信访比作“胡萝卜”：给拉磨的驴子眼前挂了根胡萝卜，让你看得到希望，却永远得不到，然后诱使你这辈子就这么痛苦地转下去。
　　他说，他只想早一天把父母从村里接出来，让他们过上“安全、平静”的生活。
　　是谁制造了一个青年的二十年噩梦？是那一间房子，二十亩地，还是那个二十年没有实现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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